凯时88kb88国际

　　科兹洛夫曾任《国家》（The Nation）艺术编辑和《艺术论坛》（Artforum）执行主编。七十年代，他与萨考斯基一道倡导新彩色摄影，自己亦开始彩色负片创作，作品在纽约、巴黎、伦敦、苏黎世等地展出。他于1968年获古根海姆奖，1990年获国际摄影中心终身成就奖。

　　《特权之眼》收录了科兹洛夫撰写的19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探讨了20世纪摄影中的街头传统、肖像与政治，最后一部分反思了摄影理论和摄影史中的若干重要议题。对于科兹洛夫而言，摄影的独特基于媒介信息的有限性，观者因为置身经验之外而被引向真实与虚构之间“愉悦的矛盾”，也因此成为解读的特权者。在这种媒介认知之上，科兹洛夫的写作寻找个人美学与社会图景之间的平衡，略显老派，但坚实、深刻。

　　这篇文章起初想谈的是摄影的主观体验和阅读的多重性。读者们也会同意照片的效果通常是含糊的，这个友好的话题因而让我可以自由地表达任何内容。在担任第二届拉丁美洲研讨会评审团成员期间，有人建议我考虑那些为这个场合提交的图片，其中许多在贝拉斯艺术宫展出。拉丁美洲生活的窘境和摄影令人困惑的特质似乎彼此相容。我计划给自己限定八张图片，将它们同时视为阻碍和促使我们理解拍摄对象的视觉文本加以仔细地审视。换句话说，我将使用本次展览（1981年4月-5月在墨西哥城贝拉斯艺术宫举办的第二届拉丁美洲摄影研讨会）的图像分析摄影本身特殊的可能性。但现在我觉得这个目标过于狭隘和迟钝。

　　我们接触了数百件作品，它们在迥异的空间里拍摄，如果不是时间的话。怀着外人的天真、无知，和短浅的视角，我一幅一幅看过一系列见证了激情事态的照片。每张照片不仅自有节律，而且似乎是更为宏大的、私人生活的戏剧的一部分，片段地呈现出一个不断重演的悲剧，当然，这种持续的呈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各有不同，而又在每个国家内部呈现出多样性。尽管希望、怜悯和悲伤并非拉丁美洲独有，但它们在此被表现的方式有独特的气质。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我发现自己早先的问题被颠倒了：拉丁美洲生活的哪些方面被纳入了这些照片，又是如何因为这些照片而改变的？

　　这些照片的社会意识与相信拉丁美洲存在社会危机的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契合。这并非是赞助人第一次在生成某些沟通形式方面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认可它。然而，没有一个单一的群体能够厘清这些洪水般的图像，它们描述了现场压迫行的权力关系，或者赞扬了与这些关系对峙的行动。许多可能会在本国遭到审查的作品在此得到鼓励和展示，炽热的作品涌现如潮汐。

　　人类的面孔萦绕不去，仿佛在北美的作品中从未有过能与之相当的作品。我了解关于拉丁美洲人寻找自我的陈词滥调。在此，人的面孔并非忧伤的面具，而是回忆或等待着悲伤经历的舞台。特征的流动性是经历的反映，所以，面孔在这种摄影中有一种行动的原则。它是行动的源头，而不是静态的肖像，仿佛一种外部压力的测量仪。在在社会阶层之外，这些面孔总是暗示着特定的环境，那环境引起了他们目光中的强烈情感。桑德拉·埃莱塔（Sandra Eleta）照片中的巴拿马男孩并不是简单地凝视，而是用他的眼睛钻进你的心里。即使在喜悦、酒精释放和亲密时刻，都能感觉到一种狂热的律动。至于那些狂欢节或仪式的场景，真正的面具在出现时只强调一种恶魔的冲动。所有这些宗教庆祝和狂欢节，在拉丁美洲的摄影师眼里只是同一场怪诞绝望的另一面。

　　从而，这种生活在边缘的感觉，这种人类处境的极端成为常规的感觉，支配了这些图像。这远非创造出阴郁的氛围，那种氛围随处都能由周遭得到暗示，而边缘的紧张感传达的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生命力。我们认为葬礼是虔诚和肃静的场景，这种冷酷的视角嵌入了社会结构中。死亡显现在每张面孔之上，然而他们的失去不过是众多生活之苦中额外的一刺。如墨西哥的巴勃罗·奥尔蒂斯·蒙斯特里奥（Pablo Ortiz Monasterio）这样的摄影师，时常会为我们呈现早先个人疲惫不堪、疾病缠身的片段，最后将其与庄重摆放的尸体相比。这里终于是静止的，肉体已经无法支撑。

　　拉丁美洲摄影中的面孔体现了一个心理学的悖论。它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表情和气质，在被研究时受到坦率的欣赏。但是这是对人物的欣赏，而不是对于自我的细微差别的探索。我不怀疑这里的面孔被分解成了一些类型，当地观众会比我更加熟悉。农民、母亲、酒吧里的人、老仆人、村庄的顽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小团体，凡此种种。摄影一直更擅长描绘人们的外在而非内在特征。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对拍摄对象内在本质有意识的模式或探索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被认为可以通过探索获得的情感知识似乎是一种放纵。每种类型各居其位，与其他类型相交，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彼此交融，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因此，心理与社会的系统性组合之间存在的平行关系并非偶然。

　　这种系统性组合在工作领域得到实现。人们是通过自己在工作活动中的职能被了解的（这个主题在北美摄影中相对较少见，北美摄影更常常通过个人的生活方式来给他们打上标签，因而展示他们消费的东西而非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频繁出现的罢工场景表达了一种严重的社会断裂。这些镜头传达了罢工者心中弥合裂痕的紧迫感。在这种情况下，罢工作为一个特殊事件连根拔起了传统主义的人民，又因为劳工的不安根植于明显的经济不平等中而成为反复出现的危机。

　　然而，根据其特性，照片清楚呈现的更多是工作本身的强大现实，而非工人的满足或不满。在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收割工人被描绘得很开心，这一事实比纪实本身更容易留下争议的印象。更新奇、更令人震惊的是巴西摄影师胡加·马丁斯（Juca Martins）拍摄的一系列照片，展示了一名被警察逮捕并受到虐待的情景。我之所以说令人震惊，是因为在这场恶行中所有人似乎只是在执行公务或忍受必要的一切，此外没有任何意识。在激烈的行动中，这些专业人员回归自己的类型，他们冷静的行为在一个创伤性的场景中变得异常不协调。

　　对于我这样北方的观察者而言，那些所有被主题所定型的场景远不如从类型中突现的场景有趣。我指的定型，是指将道德或情感价值归因于照片主人公的修辞策略。当我们将暴乱的受害者理解为殉烈之人，把年幼的孩子视作可爱的宠物，把武装的士兵视作压迫性的力量，把长者视作智慧的化身，我们会陷入既成判断的单向度世界中。一旦摄影师决定了社会类型与预期角色之间的结合，我的意识形态倾向已经被预设了，因而我无法在照片中获得情感或政治的发现。对我来说，这种作品的象征主义的封闭效果会适得其反，它会降低我的参与度，即便一个主题有历史意义时也是如此。

　　相反，通过想象环境是如何被偶像所编排的，照片可以唤起政治敏感性。巨大的圣人画像，漫画或电视人物形象，以及政府设施的呈现反映了体系和媒体控制社会的努力。在简单的记录中，摄影师让我们与它们分离开，远离了暴力的存在。画面超越了信息，因此为我们提供了精神的运作空间。在此，摄影师从一种角色中出现，从被动的见证人或抗议的意识形态者转变为卓有成效的观察者。

　　上述的这种空间是照片媒介特有的。照片在二维空间内任意地框定一个矩形区域，它无法避免的地创造一种进入另一地带的幻觉，因此而有所指向。这种指向性意味着某种责任，你可以称之为形式责任，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对图像的表达责任。这里大多数的摄影师显然来自新闻摄影领域，这是一种关注公共叙事内容的阐释性方式。这种类型的图片必须描述一个或多个活动的向量，以及它们在时间的独特瞬间中如何达到高潮。时间本身是动态、独特、异变的瞬间的连续体，摄影师从中提供新闻价值的中止。

　　但是，在大卫·卡德纳斯（David Cardenas）的一张照片中，两名男子肩上扛着沉重的袋子，因为时间的概念得到了固定，感知的瞬间似乎也是稳定的。在当下劳动无休止之中，过去和未来都消逝了。作为摄影，这张照片依然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已经不再是新闻。因为照片中空洞的黑暗强调了两个男人肩上的重担，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有象征主义的目标。尽管如此，我对这个空间了解得不够充分，我也不确定这两个人实际上是工人还是模特。清楚陈述的事实和可疑的情形在我的脑海中振荡，彼此消解，我开始质疑我的所见。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注意到了那些为自己创造秩序的活跃思想和想象力。它们通过明暗的干预来实现这一点：这是一种感知层面的影调，它在拉丁美洲摄影师的受众比别处更为持续地改变空间并催生情感。对影调、物体、人物和事件戏剧般的敏感性可能会在一开始暗示一种意义，而最终与之截然不同。主体不仅总是被照亮，也有可能被光线击中、解体或淹没在阴影中。你可以在明暗法（chiaroscuro）扭曲了意想不到的区域时感受到它的物理力量。这些被重新创造的区域与事物的自然轮廓深深不合，它们现在被分解为局部的强调，或消失于怪异的深渊。拍摄对象仍旧能够被命名和描述，但他们也被光线不成比例地或莫名其妙地侵蚀。光线不断吸引着观者的注意力。这种元素与拉丁美洲摄影中人脸的作用相当，一种空间的面相。这个空间暗示了无尽的孤独、狂喜、不祥的恐惧、遗憾和种种记忆。

　　于此同时，我感觉到这种影调反差的极度夸张，以及随之而来的震颤，实际上是日常之事。它不断地出现，而且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这种色调对比的极端夸张，以及其伴随的震颤，实际上是日常的事情。它不断地出现，而且切中要害，无论是在古巴、秘鲁、哥伦比亚、巴西还是委内瑞拉，显然摄影师与观众之间因此彼此制约。古老的新闻摄影与这种永恒的视觉幻想之间的边界，相比于在我的文化中要更加流动。在我们这里，内心世界是通过讽刺、艺术的自我意识或是自恋来表现的，这些手法与客观见证的方式之间泾渭分明。个体仿佛存在于一个主权世界中，与群体存在或公共现实截然分开。与此相反，在此处的展示中，两个领域之间理所当然地彼此沟通。因此，许多拉丁美洲的照片，尽管它们呼吸粗重，却在微妙地调节着摄影媒介的已知类型。一个宏大而模糊的领域逐渐浮现，其中典型的陈述不仅仅是纯粹的个人或内省性建构，而且比超然的记录更加意义重大。

　　以何塞·费古罗亚（Jose Figueroa）的古巴街景为例。一张表面上随意的快照呈现了四个被斜影覆盖的男人，他们坐在板条箱一样的小隔间里，仿佛在自制的忏悔室中冥想。在他们旁边，墙上画着的飘动的古巴国旗暗示了思想与象征的偶然交汇。这张照片的整体意义，即质疑国家意识形态，远超其各个部分的累加，然而人们不能假设这个场景会超越自身，这只是当时所有路人都会看到的普通标志。无论如何，我不太关心可想象的解读准确性，而更关心与这种图像相伴的氛围。它告诉我有关特殊警觉性、焦虑和压力的品质，这些品质本身就是有启发性的。

　　当然，孤立的案例不能证明什么。而且这张特定的照片可能是由外来者拍摄的。拉丁美洲的社区无可避免地会有情绪化的回应，我对此也不打算争论。相反，凭借对2000张拉丁美洲照片模糊而集中的记忆，我会说这样的社区可以并且已经被这种方式感知。这超越了对不协调或对神秘的愉悦的品味，这些态度在我熟悉的世界中非常常见。我们难道都没有注意到拉丁美洲一种本能的双重性，即这个世界的事物可以毫无疑问地被置于一个梦幻的空间中吗？

　　当这个空间如梦魇般爆发，我们很可能面对的是一份政治遗嘱。几乎同样频繁的是，照片的内部延展引导我们走向那些没有明确目的或流畅体系的时刻，只能用戏剧来形容。我早先谈过激情的事态，照片代表的是事态的片段。面孔本身，以及社区的面孔，反映了那种激情。工作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样严肃、统一和重要的是戏剧的主题，它通过扩展的时间将公共和私人的经验联结在一起，这是这些照片最好的地方。

　　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1933年生于芝加哥，纽约大学艺术史博士，曾执教于耶鲁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等机构。科兹洛夫从事艺术史研究和现代艺术评论，尤重于摄影。

　　刘其远，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生，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业余从事摄影、写作和翻译。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